翻开我国数千年的地名演变史,有一些地名沿用到了今天,比如“河北”;有一些地名消失于历史烟尘之中,比如“西域”;还有一些地名名称依旧,但所指范围早已不同,比如“山东”。
以山东为例,古籍中的“山东”与现代山东省是不一样的。战国乃至秦汉时代的“山东”指的是崤山与函谷关以东的区域,唐代的“山东”可能指的是太行山以东区域。“山东”的所指范围,大体上是不断缩小的。
种种变化,既体现着时间的磨洗,也彰显着空间的位移。
其中,另有一些地名,其内涵的演变,不仅蕴含数千年时空的变幻,更集经济、文化等多重意象于一体。比如咱们下面要说的——“江南”。
早期的“江南”一词,既不是专指今天的长江下游一带,也跟“水乡”“繁华”这些意象没有任何关系。这期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呢?且听小生慢慢讲来。
印象中的“杏花春雨江南”,一开始并非是这般模样。(图为吴冠中画作)
第一阶段:从“荆州”到“扬州”
首先应当声明,全长数千里的长江,流域范围极其广大。从字面意义上讲,但凡符合“长江以南”这个条件的,都有资格被称作“江南”。因此,在不同时期、不同作者笔下,“江南”一词的指代范围,也各有不同。
但至少有一点,学界业已达成共识:早期的“江南”,更多时候,指的是长江中游以南、南岭以北的这一区域,即今天的湖北中南部至湖南一带。
典籍中的江南
“魂归来兮,哀江南”——《楚辞·招魂》
“秦与荆人战,大破荆,袭郢,取洞庭五湖江南,荆王君臣亡走东服于陈”——《韩非子·初见秦》
“衡山、九江、江南、豫章、长沙,是南楚也”——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
这些句子中的“江南”,指的都是这一区域。甚至王莽时期将夷道县更名江南县,地点仍在这一区域。
即以楚国故都江陵为中心,向南发散的地理单元,既是秦末三楚中“南楚”的组成部分,也是汉代十三部州内“荆州”的主要区域,可谓是名副其实的——“荆楚之南”。
而今天被我们称作“江南”的长江下游地区,此时还叫“江东”,归属“扬州”管内。
东汉荆州刺史部图
然而,从东汉末年的战乱开始,“江南”与“江东”的概念,开始混同,而这种混同,是以长江以南政治中心的东移为背景的。
自东吴、东晋至于南朝,南方政权皆以建业/建康(今天的南京)为政治中心,数百年的分裂,使得“江南”一词在当时的语境中,增加了“江南政权”这一层含义。而作为江南政权的核心统治区域,以今天南京为中心的长江下游地区,常常成为“江南”一词的指代对象。从此,下游开始取代中游,“扬州”逐渐压倒“荆州”。
建康为南京在六朝时的名称,此为东晋建康城示意图。
但这一过程,并不是一蹴而就的。
六朝时期,长江中游的军事地位,一直极为重要。前有孙权开府武昌(今湖北鄂州),后有桓玄、萧衍自中游起兵争夺皇位。
侯景之乱以后,西魏攻破萧梁重镇江陵,俘虏暂居江陵的梁元帝,文学家庾信以此为背景,留下传世巨作《哀江南赋》……围绕“江南”一词的归属,中游与下游,进行了长达数百年的拉锯之战。
侯景之乱,又称太清之难,指的是梁朝武将侯景所发动的武装叛乱。侯景本为东魏降将,被梁武帝萧衍所接纳,委以重任。侯景不满东魏与梁交好,以清君侧的名义发动叛乱,给江南地区的社会经济带来巨大打击,加剧了南弱北强的趋势,也加速了南方士族的衰亡,寒门出身的陈霸先趁势崛起,在梁朝灭亡后建立陈朝。
庾信,字子山,别称庾开府。南北朝时期着名文学家,宫体文学的代表作家,由南入北最着名的诗人之一。他饱尝分裂时代的辛酸,《哀江南赋》便是伤悼梁朝灭亡、哀叹自己漂泊身世、寄托故国兴亡之思的一篇作品,内容丰富,文笔凄婉。
南北统一以后,唐朝设立了幅员辽阔的“江南道”,将中游与下游全部囊括在内。从某种程度上,可以看作是这漫长拉锯的结果。
唐代初期江南道范围
当然,如此广大的行政区域,管理上总有着相当的困难。最终,开元二十一年(733),唐朝将江南道分为江南东、江南西、黔中三道,分别进行管理。
从此,中游与下游,再不曾同在一个行政区划中。
第二阶段:长江下游的内部演化
在从中游迁至下游以后,“江南”的具体范围,各个时期又有不同。
在节度使林立的唐代中后期,江南东西两道,又被划分为不同节镇。江南西道衍生出湖南等节镇,其余仍称江西;江南东道则衍生出浙西、浙东、福建等节镇。
节度使制度在唐玄宗统治期间基本形成,设“天宝十节度”(安西、北庭、河西、朔方、河东、范阳、平卢、陇右、剑南等节度使和岭南五府经略使)。而后来节度使权力的膨胀促进了唐末藩镇格局的形成,客观上加速了唐朝的灭亡。节度使由边防支柱成为藩镇之祸。
浙西一镇管辖今天江苏南部、浙江北部一带,包括苏州、湖州、常州、杭州、润州(今镇江)、睦州(今建德)等地。
浙东一镇管辖今天浙江东南部,包括越州(今绍兴)、明州(今宁波)、台州、温州、衢州、婺州(今金华)、处州(今丽水)。
从唐朝白居易《忆江南》中的苏杭两地,再到宋代“苏湖熟,天下足”的谚语,全部集中在浙西一镇。
元和方镇图,右侧为浙西、浙东两镇
太湖流域成为重要的粮食产地,“一岁或稔,而数郡忘饥”
自唐末五代到南宋,浙西、浙东两镇或分或合,总称“两浙”。这一地区,构成了两宋时期“江南”的核心区域,也总体符合我们今天认知中江南地区的范围。
特别是在宋室南迁之后,“江南”再次成为江南政权的代称,《元史》所谓“至元十三年,平江南”者是也,而南宋统治核心在以杭州为中心的两浙地区,此时的“江南”,便常常与“两浙”互为表里。
南宋形势图
明朝建立以后,对浙西进行了拆分,苏州、松江、常州、镇江等地直隶南京,其余杭、嘉、湖等地归浙江布政司管辖,正式奠定今天的江浙两省边界。
清朝攻克南京后,废除其国都地位,在原直隶南京管辖的地区添设江南省,范围相当于今天江苏、安徽两省之和,这也是“江南”一词,最后一次存在于官方行政区划之中。
然而,明朝对浙西的拆分,不足以割裂“江南”各地的联系;清朝江南省的设立,也无法将长江以北纳入“江南”之中。明清语境中“江南”的核心范围,大致包括苏、松、常、镇、杭、嘉、湖、应天(江宁)以及后来从苏州分离出来的太仓直隶州。
明代画家仇英仿绘的《清明上河图》,描绘了明代苏州城乡居民热闹的生活
这八府一州,既有江苏,又有浙江,早已超越行政区划的隔离。而广义的“江南”,还包括安徽的徽州、浙江的绍兴、宁波等地,与今天“吴语区”的概念,多有重叠,具备独特的经济、文化象征意义了。
吴语区的范围
第三阶段:成为经济发达、文化昌明的象征
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中,有这样一句话:“江南卑湿,丈夫早夭。”
屈原获罪,放逐沅湘;贾谊遭忌,安置长沙。“江南”一词在指代长江中游一带时,常常是与“地广人稀”“尚未开发”“流放”“早夭”这些意象联系在一起的。即使到了唐代,贬谪永州的柳宗元,还留下了“永州之野产异蛇”的记载,其生活条件之艰苦,恐怕无须赘述。
贾谊,西汉初期着名政论家、文学家,因受周勃、灌婴等人排挤,谪为长沙王太傅。他在长沙期间,因为不适应当地的低洼潮湿,常常暗自感伤,认为寿命不长。某一天,一只象征着不祥的鵩鸟(猫头鹰)飞入房间,更令他伤感不已,于是写作《鵩鸟赋》来排遣心中忧愤。
至于现在的“江南”,当时的“江东”,条件也难与北方相抗衡。但自从六朝政治中心转向长江下游之后,上到门阀士族,下至普通百姓,大量的移民进入这一地区,进而促成了两个结果,一是经济的发展,二是文化的腾飞。
由此我们不难看到,一条大运河,将江南的财赋源源不断运往关中;两朝科举制,免不了要考盛行南朝的骈体文。
唐德宗时期藩镇作乱,攻破长安,朝廷流落汉中,全靠浙东浙西两镇的财赋沿运河送往汉中,唐朝的天下才得以延续了一百余年。
韦庄在天下将乱之时,感叹“人人尽说江南好,游人只合江南老”;钱镠割据两浙施政得当,以致“钱塘富庶盛于东南”。
明清时期,江南地区在农业素称发达的基础上,工商业蓬勃发展,进而为史学界留下了“资本主义萌芽”这一重要命题。同时,江南八府一州也成为全国进士最主要的来源地,没有之一。
来源:范金民《明清江南进士数量、地域分布及其特色分析》
江南书院林立,为科举培养了储备人才。图为着名的无锡东林书院。江南地区的教育同样发达,从近现代乃至当代,江南地区走出的文化名人也数不胜数,鲁迅、周作人、郁达夫、徐志摩、余华、苏童、格非……
如此高的“成材率”,使得朝廷中江南籍官员的数量居高不下,与原本雄厚的经济、文化积淀相结合,江南一地,便具备了全国层面的经济、政治、文化影响力。
这种影响力,一直持续到今天。
尾声
我们不难看出,“江南”一词的含义,完成了“三级跳”式的演变。从中游到下游,是“第一级跳”;从迁至下游到明确范围,是“第二级跳”;从明确范围到具备经济文化意象,是“第三级跳”。
然而,从古到今,“江南”一词的具体指向范围,从来不曾真正明晰,与今天的“吴语区”“包邮区”等概念,也不完全重合。以至于人人都知道“江南”所指的地理区域,却无法精准划出“江南”的边界。
人们约定俗成地使用一些概念,却没有处处都给予其精准的定义,一如我们今天说话一般。推究“江南”一词的源流,多是拥有话语权的人,站在此岸眺望彼岸的结果。
站在江陵的角度向对岸眺望,“江南”便指荆楚之南;站在北朝的角度向南方眺望,“江南”便指南朝腹心;站在全国的角度向发达地区眺望,“江南”便成了经济发达、文化昌明、碧波荡漾、草长莺飞的——“梦之彼岸”。
各位读者朋友,您心中的“江南”,又在何处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