张生荣出生在江西赣州市于都县的一个小村庄。1930年，只有12岁的他就跑去村里的参军报名点报了名，因年龄太小未能如愿。可他一心觉得参军打仗挺光荣，3次报名后才参了军。刚入伍时，张生荣被分在中央红军第三师八团，给团长当勤务员，后来被分到司令部司号排学吹号。
那时没有电话，几个连分散在好几个山头，全靠吹号来联络，以号指挥。在那个烽烟四起的年代，谁不想真枪实弹上前线好好干一场，可组织上让张生荣吹号，他坚决服从安排。因为，都是为了革命嘛。
可别小看吹号，学问大，责任也大。号谱多达上百种，从早上起床到晚上休息都不一样，战士们只要一听号声就知道要干啥，吹错了号谱可不得了。
1934年，15岁的张生荣跟着部队开始长征，个子矮小的他带着军号爬雪山、过草地。在突破湘江四重封锁线时，在22师特务连的他冲在最前面，后来他逐步升为号目、司号长。那会儿行军打仗都靠军号指挥，吹号也需要力气，有时没粮食吃，就没力气吹号。
在部队里，马儿也和战士一样，能听懂军号，它们也懂得匍匐隐蔽。张老回忆，有一次急行军，过敌人封锁线时，部队被敌人发现了，敌人一路追来，连日前追后堵，形势很紧张。一天，天上飞来几架飞机，他接到命令，吹响隐蔽号。战士们急忙隐蔽，连队的几匹马也立即匍匐下来，前蹄卧在地上，头低着。长期的战斗生活，让马儿也变得和战士一样，能听着军号声前进冲锋，或隐蔽保护自己。
1935年5月的一天深夜，张生荣所在部队冒雨行军一天一夜后，赶到了离安顺场十多里外的大山坡。指挥部接到命令：连夜偷袭安顺场守敌，夺取渡船过大渡河！
经过30分钟激烈战斗，红军偷袭成功，占领了安顺场。部队决定渡河，可大渡河宽300米，水流湍急。当时一无船工，二无准备，敌人还在对岸渡口修了许多碉堡，红军大部队通过很困难。部队决定推迟到第二天渡河。
强渡大渡河开始后，岸上轻重武器同时开火，掩护突击队渡河。张生荣接到命令，冲到队伍最前方，吹响冲锋号。战士们冒着敌军的密集炮火，在激流中前进，听到嘹亮的军号声，他们更加奋不顾身，迅速登岸后，在对岸火力支援下奋勇冲杀，击退敌军反扑，控制了渡口。
长征结束后，张生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在以后的战斗岁月里，他一直跟随部队南征北战。1965年，张生荣进入湖南省军区东湖干休所离职休养，他怀着对党和人民的深厚感情，发挥余热，为学校、部队和各级党政机关做爱国主义宣讲200余场。
采访接近尾声，张老希望借《解放军报》寄语新一代革命军人：青年官兵要始终听党的话，铁心跟党走，永远吹响人生的“冲锋号”。
刊于2018年9月29日解放军报07版
小号手炸掉大炮楼
■王钰凯 王云峤 解放军报特约记者 杨磊
▲“攻坚英雄连”英模部队方队 王传顺 摄
2015年9月3日，“攻坚英雄连”英模部队方队步履铿锵，亮相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式。
这是一支在抗战烽火中留下光辉印记的英雄部队，前身可追溯至1938年6月在河南省确山县竹沟镇组建的新四军游击支队，由彭雪枫、张震、萧望东等老一辈革命家亲手创建。
英雄部队必有英雄人物。皖南事变后，这支连队由新四军游击支队第1大队1中队改编为新四军第4师11旅31团1连，因为在1945年5月宿（县）南战役中敢打硬拼，揭开了豫皖苏抗日军民大反攻的战略序幕，连队一战成名，被新四军第4师授予“攻坚英雄连”荣誉称号，战士王连生也凭借英勇炸炮楼的壮举，荣获“二等战斗英雄”称号。
殊不知，王连生当时本是一名司号员。1940年5月，14岁的王连生加入革命队伍。战友们看他年纪虽小，打起仗来却机灵勇敢，都很喜欢他，把他当小弟弟一样看待。不久后，王连生成为一名司号员。
1945年5月，抗日战争进入全面反攻阶段，新四军第4师11旅发起宿（县）南战役。战斗中，1连担任主攻先锋，5月21日晚对驻任家集据点的伪十五师特务三团展开攻势，以一个连的兵力对阵日伪军一个团，力量悬殊，任务艰巨。
22日拂晓4时许，攻坚战斗打响，冲天的火光撕破了黑色的夜幕。数小时的激战后，王连生吹响了冲锋号，连队发起总攻，战士们个个奋勇争先，向敌军阵地发起冲锋，很快刺穿了日伪军的防线。但节节败退的日伪军龟缩在了一个三层楼高的坚固炮楼里，倚仗机枪扫射拖延时间，等待援兵到来。
不炸掉炮楼，将会影响整个战斗计划。连队立即组织突击队去炸炮楼，但一组组突击队员接连倒在炮楼里喷射出的火舌下。此时，天已快亮，敌人援兵的枪炮声已清晰可闻。
“怎么办？”战士们焦急地望着连长。
“连长，让我去试试，炸掉这伙兔崽子吧！”司号员王连生主动请缨。
“我再想想别的办法！”面对如此艰巨危险的任务，连长实在是不放心让身材瘦小的小号手去冒险。
“请连长放心，我保证保护好自己，完成任务！”
“好吧，一定要小心！各排机枪手注意！压制敌炮楼火力！”连长明白，王连生虽然年纪不大，但经历了多次战斗锤炼，胆大心细的他决心办到的事，往往有几分把握。
王连生抱着20多枚手榴弹，在火力掩护下悄悄向炮楼匍匐前进。快接近炮楼时，敌人的一颗手榴弹落在他身旁，王连生的腿被炸伤。他强忍着疼痛继续爬行，敌人继续以密集火力向他射击。危急关头，王连生冒着弹雨，蹬着梯子攀上炮楼，顺着射击孔往炮楼里连续投掷手榴弹，炸得炮楼里的敌人乱成一团……
这次攻坚战，1连官兵以牺牲90人的代价消灭日伪军一个团，勇猛作战的王连生也从一个小号手成长为一名战斗英雄。几个月后，在攻打赵墩车站的战斗中，王连生不顾左手4个指头被子弹削掉的剧痛，奋力剪断敌军的铁丝网，为部队冲锋开辟了通道，战后被评为“一级战斗英雄”。1950年9月，王连生作为“华东一级人民英雄”，出席了第一次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。
▲“攻坚英雄连”命名大会。
在战火的洗礼下，在英雄连队英勇奋战的精神鼓舞下，冲锋的号角一直激励着王连生奋勇杀敌。从司号员到班长、连长，再到雪枫团团长、副师长，一路走来，当年的那个小号手逐渐成长为战斗经验丰富、勇谋兼备的指挥员，他和战友们在枪林弹雨中表现出的那种“敢于在前、敢于攻坚、敢于拼搏”的战斗精神，已经融入连队官兵的血脉。如今，这支配备了各式先进武器装备的队伍如虎添翼，已转变为现代战场上的“三栖尖兵”，以另一种方式延续着先辈的荣光。
刊于2018年10月13日解放军报07版
检阅台下，走过一支司号员方队
■张善亮
▲作者当年吹军号留影。
虽然离开部队已多年，听不到如今军营重新响起的军号声，但关于军号的许多往事，还是从记忆深处一下子就浮现在我的眼前。
1969年1月，我入伍来到江西省军区独立师三团。5月底，我从司号员培训班结业，带着心爱的军号，到二营五连任司号员。
刚到连队，连里给我买了一个漂亮的新闹钟。我十分喜欢，还特地请木匠师傅做了一个精致的盒子，把闹钟放在里面，并在盒子外面写上“时间就是军队”六个字，提醒自己要准确掌握全连的作息时间。每天早上，连队起床前1小时，小闹钟会把我唤醒，我先去营房后面的一座小山上练号，到了起床时间，我再回到连部门口吹起床号。看到全连战友在军号的召唤下以排为单位整齐地奔向操场，我特别开心。连队也几次让我组织全连战友学习号谱，帮助大家学会听懂各种号声。连首长还要求哨兵，听到团部营部的军号声时，要及时告诉司号员辨听。
我这个司号员的到来，让连队生活中多了一种声音，军号也让军营生活变得更加生机勃勃。看我年纪小，几位连首长对我关心备至，连长毛六元特地交代负责采购的上士买来白糖和鸡蛋，在我每天早上练号回来后，冲一碗糖水鸡蛋给我补充营养。在一个战士一天伙食费只有4角5分钱的上世纪60年代末，这是非常特殊的待遇了。
我在部队服役6年，当了2年司号员，4年司号班长，最难忘的一次经历，是1969年吹着军号走过了检阅台。那一年，江西省要举行国庆20周年大型庆祝活动，省军区安排驻江西各部队的200多名司号员组成一个方队，参加国庆检阅。8、9月的南昌，骄阳似火，我们200多人在南昌市一所放了暑假的学校里，顶着烈日，冒着酷暑，坚持每天上午、下午和晚上3场训练。当时部队没有夏装，我们穿着长袖军装，扎着腰带，每场训练下来军装都能拧出水，好多人脸上晒脱了皮，但没有人打退堂鼓。经过1个多月的训练，10月1日上午，我们吹着响亮的进行曲，迈着整齐的步伐通过了设在南昌八一广场的检阅台接受检阅，是当时所有受阅方队中最吸引观众的。
1969年底，江西省军区独立师奉命调入福建省厦门市，改为厦门守备区。记得部队刚上厦门岛时，通信条件较差，连队没有装电话，营部和连队联系多用军号。司号员吹号进行通信联络时，有时也会出现差错。一次，参加过解放战争的老营长王招荣，习惯性地像战争年代那样，让司号班长毕家斌吹号调四连连长来营部。没想到过了一会儿，四连连长张德盛带着全连跑步来到营部。营长当场问毕家斌：“让你调四连连长来，你怎么调来了四连全连？”毕家斌坚持自己没有吹错号，四连司号员坚持自己没有听错号。营长也左右为难，还是毕家斌脑瓜子转得快：“刚才我吹的号，六连司号员也听到了，把他找来一问就清楚了。”六连司号员刘永才跑步来到营部，回答营长的提问：“报告营长，刚才的号声我听到了，调的是四连连长。”王营长很生气，对四连连长说：“回去好好管管你的司号员，连个号都听不清楚，怎么搞的？”真是难为了四连只有16岁的小司号员，回去后被连长狠狠批评了一通。
刊于2018年10月20日解放军报07版
我在高原吹军号
■陈作犁
新兵时，我在青海果洛服役。那时对军营里的一切都感到新鲜，但印象最深的，还是那一声声嘹亮的军号声。
刚到连队时，清晨会被一阵清脆的号声唤醒，在班长的催促下火速起床奔到操场集合。晨光熹微中，我看到一个英姿勃勃的身影，左手叉腰，右手持号，头一仰便是一串刺破天际的号音，那号音像一阵急促的鼓点，一槌槌地敲击在我们的心上，令人振奋。
我对号兵充满了羡慕和崇拜。新训结束后，刚刚下连我就听到一个消息，连里要挑选一名新兵接替当班长的老号兵。一向胆小的我，想都没想，拔腿就跑去找连长。连长上下打量了我一番，问我为什么要当号兵？
我说我也不知道，反正想当。
连长说，咱这里高原缺氧，不吹号气都出不匀，你以为那号是好吹的？
我说，别人能吹我也能吹，连长你就让我去吧！
连长瞥了我几眼，忽然笑了，说，怪了，咱连的号兵咋都是一样的“犟熊”？
于是，我就去骑兵团学吹号。
骑兵团团部在100多公里外的达日县。所谓县城，不过是一条十来米宽的沙子路街面和一些门面破旧的百货商店、邮局、粮店、电影院，街上行人不多，偶尔能看到骑马、骑牦牛的藏民来买茶叶、食盐和布匹。我们几个号兵，每天都穿过这条街，到黄河边去练号。
然而，学吹号并不是想象中的那样美妙和轻松，而是枯燥、单调甚至充满痛苦。当别人还在温暖的被窝里回味美梦时，我们已早早起床，在凛冽的寒风中练“拔音”了。
号目，也就是司号员教练，是一个精干的陕西人，平时对我们喜眉笑眼，一到训练时就“六亲不认”。他要求我们必须站得笔直，一站就是三四个小时。他一直在我们身后巡视，谁的腿稍一打弯，屁股就会挨上他一脚，耳边听他猛喝一声：“站直了！”
每天早上他会准时准点叫我们起床，从没误过点，我们背地里都叫他“周扒皮”。“拔音”也是极乏味的事，从早到晚都是“哆、咪、嗦”3个音符。一开始使出吃奶的劲儿，憋得面红耳赤，才能吹响那么一两声。后来虽不那么吃力了，但因为气短高音顶不上去，吹出来也不成调。大概过了半个月，有人已经不耐烦了，问号目，什么时候才学号谱？号目说，基本功练习一天也不能少，没练扎实前绝对不许瞎吹，不然养出坏毛病很难纠正过来。
三连来的那个兵，在家时曾学过几天乐器，他觉得学吹军号根本用不着费那么大劲儿。一天休息时，他有点卖弄地试着用军号吹了一首歌曲，大概是想来一点“抗议”吧，但军号和歌曲却被他“糟蹋”得不成样子。
正当我们嬉闹时，号目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。他两眼圆瞪，大吼一声：“胡闹，你们简直在胡闹！”他一把把军号夺了过去，紧紧攥在手里：“咋，这是玩具？这是武器，懂不懂？”之后一连几天，他都板着脸不理我们。后来回想起来，我才明白他当时为什么会生那么大的气。
还是从早到晚的“哆、咪、嗦”，我们的嘴唇肿了消，消了肿，不知反复了多少次，人也都晒得像黑塔一般。半年过去，我们终于一口气能将冲锋号吹上5遍。
学习结束，我们要回连队了，团教导队为我们送行。号目端着酒挨个儿和我们碰杯，很是激动：“我带了3批司号员，每期都有人毕不了业，唯独这一次全部合格。这样，我就可以没有遗憾地离开部队了。”
曾经，军号在军营消失了一段时间。但我一直固执地认为：只要这个世界上还有军队，军号声就不会消失。因为它属于军队，属于军人。有它在，军营才更像个军营，军队才更像个军队，冲锋也才更像冲锋……
终于，军营里又响起了军号声。
刊于2018年11月3日解放军报07版
编辑：葛志强；
编审：张华婧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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